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吹响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冲锋号。
两年多来,这项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当中。截至目前,各地的组建挂牌工作都已经接近尾声。
牌子挂起来了,人员到位了,阵地建起来了,阶段性的进展成效明显,但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其实,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
这是因为,更艰难的工作还在后面。比如,平台建设起来了,如何生产更多优质的内容、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把群众聚起来,把民心聚起来?
比如,员工到位了,如何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增加他们的获得感、成就感,让他们成为融媒体中持续可靠的支撑力量?
又比如,全新的设备采购回来了,如何永葆创新的热情,与时俱进,跟上时代,不断拥抱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让融媒体中心常办常新,而不是一曝十寒。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摒弃对于设备、技术和“10万+”等“三种迷信”,进而把更多力量用在服务群众和机制创新。
摒弃三种迷信:新设备迷信、高科技迷信和“10万+”迷信
前两年,央视开通了4K频道,不曾想,在当下的了解中,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在跃跃欲试,准备购买4K转播设备,鸟枪换炮,大干一场。
甚至在一些私下和公开的讨论中,很多地方县级融媒体中心已经把4K设备作为一项标配。例如,川东北一家县级融媒体中心,最近正计划花200万元购买4K转播设备。
据了解,最近两年,4K采集、转播设备数量同比大幅增长,其中,相当部分来自市县一级。
不仅是4K,在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过程中,大面积“换装”热潮此起彼伏,大到盖楼,小到采编设备,无所不用最新,无所不用最好,逼近新设备迷信。
听到这些声音,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有这个必要吗?尤其是在媒体融合如火如荼的背景下,电视、报纸等载体大面积向移动传播转移,继续投资高清电视是否有必要?或者说,搞高清传播是否符合融合发展的需要?
我倒不是说设备不重要,问题是,这些设备转型与媒体融合的方向是否一致,这些设备是否符合媒体融合的需要?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对于很多时髦的高科技的热衷和迷信。比如增强现实、云计算、AI、区块链等。
在此重申一下,我不是反对技术,技术确实已经成为驱动媒体融合转型发展的重要推手,问题是,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考虑实用性和支撑力的因素,他们有没有必要花大力气引进最新技术,他们要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来干什么?用得上吗?
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用得起吗?在县级,尤其是西部的区县,有没有足够的人才支撑?
其实,现实的状况是,遑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很多省市媒体在转型初期,也曾引进一些很炫很潮的高新技术,比如增强现实技术,通过一个二维码将报纸的内容飘起来,但其实报纸内容本身没有任何改变。
这样的技术对于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力没有任何提升,最终只能是炫技,除了花哨外,没什么帮助。
在我看来,技术的重要性来自于对于主流目标的推动力,技术服务于价值,如果脱离了这个取向,技术业务两张皮,就成了技术虚无主义,不仅不利于业务,也不利于技术本身。
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是,对于“10万+”的迷信。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每到一个地方,大家拿出来比的就是,有多少条“10万+”?
“10万+”是衡量一个新闻传播力的重要标尺,问题是,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他的功能定位究竟是基层治理平台还是新闻宣传平台,究竟是服务在前还是引导在前?
评判的标准不能脱离自身定位,就像我们不能用衡量水桶的标准去衡量锤子一样。“10万+”当然好,问题是不能唯“10万+”。这是因为,有爆款没有影响力的案例比比皆是。
坚持“三个驱动”:市场驱动、服务驱动和创新驱动
摒弃三种迷信的同时,我们又该坚持什么?
在我看来,首先是要坚持市场驱动。
具体来说,就是无论选用哪种设备、哪些技术还是生产哪种产品,核心在于市场需求导向。
从内容生产来说,做什么产品,必须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第一前提。在四川仁寿调研的过程中,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当地县财政每年拿出100万元,开设有奖爆料,这样一来,极大地调动了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各种基层问题和线索纷至沓来。记者从“找新闻”变成了“选新闻”。
这种新闻,记者好采,群众爱看,长此以往,融媒体中心的用户粘度大大增强。
再说设备和技术的选用,以必须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内容生产传播环节,到底存在哪些难点痛点,就有针对性地开发什么技术,引进什么设备,而不是为引进而引进,为花哨而引进。
现实中不乏这样正面的案例。比如川观新闻开发的“四川云·云眼互联网传播平台内容风控系统”以及新华社开发的“MAGIC视频智能编辑系统”。
前者致力于帮助编辑记者发现和堵住错漏,政治错误、语法错误、错字别字甚至标点符号的错误都能迅速“揪”出来,一经推出,简直是很多编辑记者,尤其是“马大哈”的福音,同时,很多政府企业的网站都非常欢迎。
后者帮助记者快速对视频进行智能化编辑,基本可以实现傻瓜化编辑,解决了当前视频采编过程中视频编辑短缺的难题。
还有,针对记者采访过程中听采访录音费时费力的问题,很多新闻单位都引进了语音转化系统,大大减轻了记者的工作强度,颇受欢迎。
从本质上来看,这些设备和技术都是坚持需求导向的结果,致力于解决内容生产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应用之后,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其次,是要坚持服务驱动。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核心定位都是基层治理平台,新闻宣传只是其中一个职能,应该把服务群众放在首位。服务应该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安身立命之本。
服务什么?解决问题是一方面,方便群众是另一方面,交电费、交学费、抢消费券是不是服务?我看是。但是不是服务群众只是交水电费学费,当然不是。
群众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精神的,有物质的,有体制机制的,多种多样。指望一个融媒体中心解决所有需求肯定不现实,现实的路径是发挥自己优势,有重点地选择适合自己做而且能做的。
比如有的地方,推出“找老乡”板块,致力于为在外省打工的当地人搭建一个社交平台。
最后,是要坚持创新驱动。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一个新生事物。新生命就不能走老路,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尤其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要大作文章。
问题是,体制机制也是千头万绪,从哪些方面入手。个人来看,当务之急是采编流程机制和员工薪酬用人机制。
先说前者,当下很多地方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在原有的电视台的基础上搭建的,同时整合了原来县委报道组等人力,从目前来看,基本属于“两碗面条合成一碗”,流程没有实现再造和优化。
新形势下,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大踏步向移动端转型,相比之前,介质、载体、理念都有巨大的变化,顺应这种变化,需要对生产传播流程和机制进行全方位重塑。
在策划环节,要坚持统筹考虑,多元传播;在采访环节,要坚持文字、图片和视频的一次性采集;在传播环节,要实现多波次、长时段发稿。
再说薪酬用人机制。无论哪种方式,无论什么平台,最终都要人来完成。在任何体制中,如何把人凝聚起来,积极性调动起来,都是最关键的因素。
反观当下,制约县级融媒体中心最大的障碍是人。其中,首先是找不到人;其次是留不住人,最后是调动不了人。
为什么?核心是薪酬体制和晋升空间。
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被确定为事业单位。我的理解是,中央的本意是为了加大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财政支持,但在基层的执行过程中,这种财政兜底变成了变相的铁饭碗,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如此一来,中央的好意变成了坏事,原本的保护变成了桎梏。怎么办?改革。怎么改?
我的观点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是事业单位,国家应该按人头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但人员的招聘和使用必须企业化管理,县级融媒体中心对用人用钱应该有自主权,用谁,不用谁,给多少工资奖金,这些都应该他们内部说了算,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在给予基本财力保障的同时,要赋予县级融媒体中心一定的创收造血功能,自收自支,少干预或者不要干预,只要有利于调动大家积极性,只要不是领导贪污独占,都应该鼓励支持。
一个案例。四川仪陇县级融媒体中心,当地县委赋予中心很大的人权财权,经费上,财政保障一部分,自己创收一部分,员工人均年收入能够达到8-15万,大大提升了中心的吸引力,很多甘肃、山东、陕西的毕业生都留在当地工作。
最后,要把县级融媒体中心真正做好做活,我们传统的宣传管理体制也要创新,要充分信任县级融媒体中心,尤其是在一些热点焦点事件上,让他们主动发声、尽快发声,抢占舆论阵地,而不是一禁了之,捂着自己嘴巴,让别人说话,坐失阵地。
一句话总结就是,政治上要给地位,经济上要给待遇,战斗中要给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人,激活人,也只有凝聚到人,激活了人,县级融媒体中心才会真正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