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和县级媒体如何找到深度融合发展的成功之路?11月15日,地市和县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峰会暨第四届江苏传媒产业发展论坛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8位知名专家学者和传媒界大咖齐聚,为地市级和县级媒体深度融合发表前沿观点。
唐绪军:“建设性新闻”应该成为中国媒体实践的重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唐绪军教授认为,机构媒体、社交媒体、智能机器人等大量的蚕食了职业记者的传统工作领域。因此,他对媒体未来发展的判断就有三个基本的预测:
第一,大众传播时代正在向公共传播时代演进或者跃升。第二,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产制方式将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第三,公共传播时代的媒体角色也将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媒体最重要的功能是告知,但是现在告知功能被大幅度地削减了,我们需要有新的角色来在社会上寻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唐绪军教授认为职业媒体人应该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
他认为,建设性新闻应该成为今后中国媒体实践的重点。什么是建设性新闻?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立足于公共生活的一种新的新闻实践或新闻理念。它主要聚焦于解决社会问题,强调在报道社会问题时要致力于寻求并建立一套可以付诸行动的解决方案,参与到社会治理行动中去。
喻国明:媒体融合面临三个关键性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领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喻国明教授认为,当前媒体融合面临着三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大融合还是小融合的问题。媒介化意味着传播和媒介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当中,要处理的并不仅仅是内容,它更大程度上要去进入到社会生活要素重新构造的非内容的那些领域,这就是大融合。这实际上是媒介未来十年、二十年社会变迁过程当中要承担的最为主要的角色。
第二个问题,它的发展范式是开放性的还是封闭式的?“媒介发展在互联网问题上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原因就在于我们用一种封闭式的方式在互联网开放的大潮中去处理问题、去整合资源,这跟互联网发展的大潮是相背而行的”,喻国明教授说,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媒介融合中,探索制度方面的一些新的范式。
第三个我们未来的功能和价值凝聚的重点是2C(消费者)还是2B(商家)?今后媒体要从直接为读者、用户生产内容和服务,变为为那些能生产内容的人、机构来提供相应的服务。“可以通过内容形式和技术手段、内容边界、传播边界的拓张,为整个社会的内容生产和它发挥的领域带来全新的空间和全新的工具、手段、要素等,这也是专业媒体人”。
未来专业媒体要承担三个重要角色:一是对内容生产者的支撑与引导;二是有高度掌握数据能力,利用数据这一关键性能源对内容生产进行相应的匹配;三是对社会信息、意见、情绪表达起到建设与平衡作用,“当社会哭的时候,不要让社会哭出沮丧;当社会笑的时候,不要让社会笑出狂妄。”
胡智锋:技术、媒体和文化的融合将使媒体融合走向新境地
“媒介融合、媒体融合是新时代媒体发展、媒介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领域,技术、媒体和文化方面的融合将使我们的媒体融合走向新的境地。”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表示,地市与县级的媒体融合意味着基层的党和国家政治稳定,意味着为基层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注入了新动能,意味着基层的文化建设,尤其是公众文化服务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李本乾:县级融媒体关键要突出地方特色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本乾认为,县级媒体融合主要体现在政务、服务、商务“三务”上。他提出了“卫星城”的模式:三融一特,一个是敏捷多融,要根据县级媒体不同的特点来进行敏捷融合;一轨多融,一个轨道就是一个技术平台;还有一个是深度交融,县级融媒体关键问题要突出地方特色。
崔保国:媒介融合要解决传播力和生存两个问题
在传统媒体面临严峻生存危机的今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保国指出,“中国的媒介融合面临着两个课题,第一个目标是解决传播力问题,第二个目标是解决生存问题。”崔保国认为,媒介融合要从经营、内容、引导舆论等多角度综合考虑,多元化经营,资产经营,盘活资产是媒体经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体现,这样才能够解决媒介融合的路径问题。同时,崔保国说,互联网时代的媒介融合,最重要的是在互联网体系结构和信息化社会新的变化里来思考媒介融合,这样才能实现和明确媒介融合的目标和定位。
周勇:县级媒体融合有四个方面的关键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周勇用一句话来概括传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历史逻辑,即家国统一体的构建。周勇表示,社会文化层面,致力于构建乡土观念与国家意识这两个层级的辩证统一;社会动员层面,是国家行动的一致性的号召;社会治理层面,致力于构建社会基层的统一与稳定;社会教化层面,致力于社会与人的现代化转型。
基层是社会细胞,也是社会子系统,县级融媒体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四个关键词解读:文化(乡土中国)、信息(想象的共同体)、服务(社会生活的门户)和情感(维系乡村生活的纽带)。
张志安:区域融媒体建设的关键在于“三个流”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指出,“区域融媒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内容流、传播流和注意流”。内容流方面,融媒体建设应解决流程再造问题、组织重塑和形态创新多层次问题,聚集本市县所有优质内容并实现更强的内容分发;传播流方面,要建立区域自建平台、省级聚合平台、互联网传播平台的多维联通和协作机制,实现由内向外的传播链条;注意流方面,可实施特定社群的画像、全网舆情的监测,不断提升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逐步从区域中央厨房、区域融媒体中心,走向区域政务传播平台和舆论引导平台,成为区域内容的融合生产者,区域智慧生活的服务者和区域舆论引导的引领者。
周葆华:媒介深度融合应当立足融入地方治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葆华分享了有关新传播形态下地市和县级受众的研究。他认为全媒体和融媒体建设不仅要有指挥中心、展示大屏、融媒体作品,也需要有包括自身建设的数据与治理服务。
在重视数据的同时,周葆华认为,也要审慎对待“数字鸿沟”造成的信息落差。尽管有数据显示,96%的县级受众已经使用手机上网,但目前,仍然有部分县级受众以及地市受众未上网,徘徊在“媒介融合”门外,不能简单地用数据完全去概括这部分地市和县级受众的网络生活形态。“县级受众对本地的认同感相对较高,其中‘本地新闻’对县级受众的本地认同感有着重要的贡献。”面对潜力无限、兼具挑战的地市和县级传播生态,周葆华认为从受众角度审视,媒介深度融合应当立足融入地方治理,通过本地新闻和服务两个领域,提升公众满意度,促进地方认同感,这是中国地市和县级媒体融合的重要目标。